讀著《不得已的鬥士》書稿，我突然想起，前幾年照顧過的一位病人，和他淚流滿面的女兒。
死亡的真面目
2016年，我剛剛升任緩和療護病房的主治醫師，遇到了張大哥。63歲的張大哥是肺癌末期的病人，他來到我們安寧病房時，已經全身骨頭轉移合併腦轉移了。他瘦成跟皮包骨一般，因為腦轉移的緣故，意識在半夢半醒間浮沉，但是因為肺部被腫瘤吞噬到幾乎無可換氣的肺部組織，所以只要他一醒來，鋪天蓋地吸不到氣的感覺就會如潮水般襲來。他開始大叫。其實也不算真正的大叫，因為他太虛弱，所以他的吶喊，旁人聽起來像是呻吟。
他不是我主治的病人，但我在假日值班時遇到他和他的女兒。我永遠不會忘記，他那約莫三十多歲女兒，在我走到張大哥床邊的時候，站起來跟我說：「醫師，我覺得爸爸清醒的時候，他好緊張，呼吸就會開始急促起來。他好喘，但卻又不知道怎麼辦，他會一直瞪大眼睛看著我，抓著我的手。我不知道該怎麼辦才好，醫師，你可不可以用藥物讓他睡著，讓他不要這麼辛苦，好不好？」他女兒說著說著愈來愈激動，也抓起我的手，彷彿是一艘海上失了方向的小船，好不容易找到一個避風港。
我看著眼眶泛紅的女兒，心中充滿著不捨，說出四個字：「妳還好嗎？」
這四個字彷彿打開了某個開關，她的淚水潰堤，看得出很用力想要強忍住，但沒有辦法。她說：「醫師，我沒辦法，我真的沒辦法！」
我和護理師陪她哭了一會兒，陽光灑落在她和父親的身上。
這就是死亡，死亡總有一天會席捲我們身旁的每個人，讓每個人都很辛苦。但我們並非一點辦法都沒有。關鍵在於，有沒有準備好？
安寧緩和醫療在台灣遇到的難題
我一直認為，走到最後，每個人都需要安寧緩和醫療，因為每個人都會死亡。
安寧緩和醫療在世界以及台灣的起源，在《不得已的鬥士》第一章說明得非常清楚。但是，即使時間來到了2019年，台灣安寧療護已經推動了30年，還是遇到了很多問題和難題。例如，很多民眾對安寧緩和醫療還是不理解，甚至是汙名化，認為「安寧」就是「等死」、「放棄」、「什麼都不做」的同義詞。於是，即使原科的主治醫師有意願，很多病人不願意轉到安寧病房，或是不願意自己的家人轉到安寧病房。很多時候，我去看會診，甚至無法一開始就自我介紹自己是「安寧醫師」，因為很多家屬會馬上露出「不歡迎」的臉色，甚至有遇過馬上請我出去的。我只好介紹自己是「症狀控制小組」的醫師，「來協助您控制症狀」。
整體社會對於死亡的恐懼和不願意討論，常常導致很多末期的病人家屬，在我們去看會診的時候，一邊跟我們擠眉弄眼，一邊搖頭，試圖暗示我們不要把「病人快要死掉」這件事情告訴本人。正如同《不得已的鬥士》第一章所述，我小的時候，也不敢把筷子直挺挺插飯裡，不吉利；我小時候不敢用紅筆寫自己的名字，不吉利；至今依然有很多商業大樓，甚至是醫院，沒有四樓，因為不吉利。死亡，不正是每個人生命中一定會遇到的事情嗎？為什麼我們不能用一種正確的態度來面對它？
懂得死亡，更懂得生命
身為一位老年醫學和安寧緩和專科醫師，我從《獨老者的餐桌》就開始關注承紘的作品。承紘兼具理性與感性視角總是可以看到被報導者不常顯露出的一面，而那些面向往往是最富生命力的。後來，我們甚至一起上了電視節目，我也很榮幸能成為他新書中訪談的對象之一。
我自己寫書，也愛看書，但我認為《不得已的鬥士》這本書，是目前台灣少見以安寧緩和醫療為主軸，且貼身實地採訪患者生活細節的細膩文學作品。書中的幾個故事，也許不曾接觸安寧療護的讀者讀起來會覺得很悲傷、很難過，不知該如何面對。但，那其實就是我們工作的日常，更是每一個人最後一段路的縮影。唯有對死亡多一分了解，我們才知道如何更好的準備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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回到2016年，我後來幫張大哥加上了臨終鎮靜的治療，他開始熟睡，不那麼喘了，女兒的情緒也和緩許多。我也請了病房的心理師來跟女兒做了幾次的心理諮商，了解他心中的壓力與不捨。最後彌留的時刻，由於張大哥全家都是虔誠基督徒，於是病房的關懷師到床邊帶領全家人為張大哥禱告。
張大哥在全家人的陪伴下離開了，他得到了善終嗎？老實說，我不知道，每個人對善終的定義都不一樣。但是我確信的是，因為有安寧緩和醫療團隊的陪伴和治療，張大哥和家人在最後一段路，離「生命的圓滿」又更近了一些。
死亡，也會是「生命的圓滿」的一部分。
誠摯向大家推薦這本書。
